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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人民币入篮背后功臣四元素魔法书朱民:被称为“高领衫男神”的经济学家

网络整理 2018-12-24 同城信息

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执行董事。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此前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银行副行长。

2018影响中国年度学者

朱民:一位经济学家的家国天下

本刊记者/姜璇

本文首发于总第882期《中国新闻周刊》

获奖理由——

他是一位天生的金融家和外交家,以出众的才能和独特的外交魅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参与化解了欧洲债务危机等诸多国际金融风险和挑战,推动了“人民币入篮”等重大全球治理项目,并极大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任后,他拒绝了顶级国际机构的工作邀约,扎根国内高校,传道解惑,为中国经济建策建言,并在国际上继续传递中国的声音。

两年前离开IMF时,面对媒体追问从IMF任满离职后的去向,64岁的朱民曾打趣回应说,“头发白了,该退休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他已经为人生的下半场做了妥善的安排。

朱民婉拒了国外顶级机构的邀约,选择再次回到国内,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担任院长,作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回归学者身份的朱民,比以前放松了很多。他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场合,面对大众传道解惑。从中国宏观经济演变到中美贸易摩擦,在演讲中他喜欢援引大量的数据佐证,因而总是需要不断在屏幕前走来走去,指着某处数据分析其背后的意涵。

他孜孜不倦地阐述了金融危机10年之际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充满未知市场:全球债务规模持续上升,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公司收益增长收益远低于股市上升速度,影子银行继续扩张,金融市场的集中度正在上升,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发生转变。我们还同时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经济:经济中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经济结构轻化,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催生新的行业。

朱民提醒人们,要关注世界经济金融高度关联化引起的市场波动和溢出的冲击。他甚至警告说,世界可能已经站在另一场危机的门槛。在他看来,很多现象是前所未见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但是现在是风已经来了却不知道从何而起。”

他面带微笑说着这些,言谈儒雅谦恭。身材高大的他把标志性的高领衫搭配西装穿得极为妥帖,于是很多网友赞他为“高领衫男神”。不过,这位颇有网红气质的经济学家至今没有社交网络账号,他调侃自己“挺落后的”。

十年苦干,十年苦读

朱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走进大学的“老三届”。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当年12月,26岁的朱民同全国570万考生一同走进考场,最终以数学满分、英语几乎满分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

朱民最初想选的专业是物理,但北大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父亲建议他改选经济专业。彼时,经济领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切入口,与经济相关的专业站到了时代的风口之上,国家也急需大量的经济人才。

朱民至今对那段充满激情的青葱岁月记忆犹新:在复旦,与他同在一个班的人来自天南五码比例倍投方法,大家甚至不在同一个年龄阶段。有爱好文学的同学打着手电筒给大家读刘心武的《班主任》;同学们讨论马克思异化人性的争议,激辩萨特《肮脏的手》,还在中文系的走廊里读同学卢新华的手稿《伤痕》;班里有三民——潘振民、华民、朱民,常一起辩论经济理论问题,尤其喜欢激辩资本论。

多年以后,在入校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朱民返校作了“感恩复旦40年”的感言。他说,“我在复旦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最好的领导。复旦给了我人生的信仰,复旦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我在复旦学习了知识,学了方法,懂得了人生,理解责任和家国情怀。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与他之前的十年形成巨大反差。1968年夏天,16岁的朱民随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进入远离闹市区的一家食品厂当一名工人,一干就是整整10年。

朱民曾在电视节目中回忆当年的情景:进工厂的第一天就做装卸工,扛200斤的糖包。每天白天大汗淋漓地工作之后,晚上回家还要拉一会儿小提琴——这是小学的时候母亲要求他掌握的一门西洋乐器。母亲还要求他掌握一门中国乐器,他选了竹笛。

更多的业余时间他花在读书上。他读了《毛泽东选集》;在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同时,还读了《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在批孔的时候读《论语》。

朱民说,这十年让他读懂了什么是生活。幸运的是,在看似没有未来的十年里,他坚持读书和学习。读书给了他力量,在读书中反思历史,期盼未来,憧憬人性的善,以及社会道德和制度的美。

时至今日,朱民仍旧花大量的时间读书,他将快速适应并胜任一份重要岗位的能力,归功于大批量、有重点的阅读。“读书一方面能让人的知识系统转化为自身的资本,另一方面能够提升人的教养和修养。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复旦毕业后,朱民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在复旦执教期间,他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从政经历:兼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特别顾问,甚至一度担任时任上海市市长、市委大大汪道涵的特别秘书。

1985年,朱民赴美求学,先后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几年的留学经历对他的全球视野和国际思维是一个启蒙。

博士毕业后,朱民曾留在美国工作了六年时间,先后担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以及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虽然身在国外,但他始终心系中国。他时常想起他在普林斯顿的老师保罗·沃尔克。前美联储大大的沃尔克以正直、坚定扞卫公共利益而着称。“他永远把社会和公民责任放在第一位。”朱民如此评价沃尔克。这种责任感也时刻叩问朱民的心灵——选择经济学的初衷是希望能为发展中的中国尽一份力。但是在外漂泊已经十年了,还能回得去吗?

全球视野,天下情怀

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洪文达在1995年的一次彻夜长谈,打消了朱民心中的疑虑。

“他(洪文达)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的方兴未艾,像你这样的人,你没有选择,一定要回去,加入这个大潮,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中国做一点事。你死而无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朱民一字一句地复述洪文达当年对自己说过的话。谈及已经病逝的恩师,朱民眼眶湿润了,“洪老师总是在我人生中很多关键的时刻给予指引。”

“回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就像子女对父母一样,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朱民说。

1995年,朱民在美国接待了访美的老朋友周小川、楼继伟和曹远征。谈起国内的发展前景和急需人才的现实,朱民表达了归国效力的意愿。

他的想法很快有了回应,中国银行向朱民伸出了“橄榄枝”。1996年,朱民回到中国,加入中国银行。此后,他在中行工作了13年,从行长经济顾问一直做到副行长。

在这13年间,朱民带领中行走出“技术破产”的边缘,主导完成中银香港的上市和中国银行的重组和上市。

199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上市计划,朱民担任专门成立的1216办公室的主任。当时,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各个机构所有权结构错综复杂,这些机构中,在港注册的四家机构由九家基金组织间接持有,有七家机构在北京注册,还有一家是总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上市必须要理清股权关系。同时资产质量严重恶化,资本金不足。

同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曹远征把这项工作比作串联电路:任何一个细节不过关,灯泡都亮不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朱民研读法律法规、拜访股东、编纂置换文书。“20多吨文件,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要过目且不能出错。”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同时,他大刀阔斧地清理资产,整合机构,重建风险管理系统。

在全球经济低迷、股市动荡的2002年,中银香港如期上市。

之后一年,朱民又领导团队完成了中国银行集团重组和15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任务,中国银行成为国内首家H股和A股全流通发行上市的银行。

2009年10月,朱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但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不到半年,朱民的职业生涯又迎来一次重大转折。这一次,他的舞台又转向了国际。

2009年,恰逢IMF日本籍副总裁准备离任,于是,中国政府力荐朱民参选新一届副总裁。此时,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而中国经济正在强势崛起,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也在逐步增加。

但最终因为日本政府坚持日本籍副总裁连任,朱民这一次冲击IMF副总裁的努力受到了挫折。

朱民对那一天记忆犹新,当时他已经到达伊斯坦布尔,准备参加IMF的年会。“反正伊斯坦布尔的羊肉挺好,当时准备吃完就打道回府了。”朱民开玩笑地回忆道,“但是,周小川说,羊肉汤你就吃吧,但事情还没有做完。”

果然,“事情还没完”。经过持续的沟通和博弈,2010年2月24日,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一年之后,IMF设立了第四名副总裁的职位,朱民成为首位进入IMF高层的中国人。

这是继2008年北京大学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后,又一位进入国际金融管理机构的中国人。朱民的履新给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市场格局的话语权扩充、IMF功能和作用的重新定位带来更多期待。

国有银行和央行的工作经验、熟稔国际金融研究,流利的英文,一个能代表金融中国的新形象呼之欲出。在他前往IMF工作之前,媒体报道用“实干家+银行家”“中国崛起的保送生”“中国声音的金融代言人”等词汇来形容朱民。

朱民说,前去IMF赴任的心情是“忐忑的”。IMF是拥有1500位博士经济学家理论素质极高的专业组织,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进入管理高层,他的履职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无道理。IMF的工作讲求效率,问题讨论不会超过一小时,处于他这一级别的人需要具备在不同工作内容中快速切换的能力。因而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必须熟稔于心,才能适应工作节奏。

于是,在58岁之际,朱民又站到另一个起点重新开始,刻苦学习,没日没夜地加班,广泛交友,努力沟通。

回顾朱民在IMF期间的工作,他力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努力修复亚洲与该组织的关系,协助欧洲解决债务危机。他引领了就业和增长、经济金融关联和溢出、宏观审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等一些列突破“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研究。他将就业和增长的基因注入IMF的思维方式中,突破了传统的需求主导思维,提出结构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概念。他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的研究和投入,把环境、脆弱性等引入政策框架,帮助IMF重获发展中国家的信任。

他也是人民币入篮背后的功臣,在经济体量扩张、试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和份额改革受困于美国、希望扩大基金组织基础和国际影响力的IMF之间,他努力寻找到了利益的交叉点。

IMF总裁拉加德很信任这位亲密战友,对他的称赞不吝溢美之词,“他踏实的作风、绝佳的幽默感以及温和的个性,与他出众的智慧和对经济学的热情完美结合,使他能够处理各种问题并发挥了杰出的领导能力。”

在IMF工作的六年间,朱民的努力刻苦获得员工和各国政府一致赞扬。他最多时要对IMF189个成员国中的97个国家进行宏观政策督导,审阅97份国家年度报告,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等,也包括埃及、沙特等新兴市场国家,还有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国家。他批阅了300万页的英文文件,为历年IMF副总裁之最。他平均每年要出访一百多天,“几乎天天在倒时差。”他抱怨道。

“过去是平行地看世界,到IMF得是俯瞰整个世界体系。”朱民说,“能代表中国服务世界是最大的荣耀。”

他说,在IMF工作最大的收获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全球视野,天下情怀。

人生的下半场

朱民曾读过一本书,书中说人生是由两个“一半”组成的,退休之前是人生的前一半,退休之后是人生的后一半, 而人生的前一半是为人生的后一半做准备的。

“我想,我要开启我的后一半人生了。”朱民离开IMF时说。

他拒绝了很多国际顶级机构的邀请,选择回到中国,到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工作。

辗转半个多世纪再回高校,朱民说自己有充分的理由:一来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发挥学术专长;二来可以为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提供分析和政策建议;三来可以为中国金融国际化和全球化培养和输送人才;四来继续在国际舞台发表中国的声音。

甫一上任,朱民便马不停蹄地与国内经济金融界专家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教师们进行座谈。他期待研究院探讨国内外的重大前沿问题,同时把中国的声音带到世界舞台上去,参与世界的讨论。

他把国际视野带入研究院,“研究院要从国家定位和全球视野的角度看问题、分析问题,以高端的学术标准发出独立声音。”他牵头了中国经济40年崛起在世界的研究、中国金融发展40年研究、中国银行业模式研究、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研究、中国经济2035等一系列研究。

关注到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及其可能对金融的冲击和影响,朱民跨界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早年对物理和数学的热爱居然在这个时候帮了忙。2017年4月在深圳的“IT峰会”上,他系统地阐述了人工智能可能的发展、影响和冲击。这个发言引起了敏感的深圳市政府的关注,他们随即委托朱民为深圳做一个深圳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研究历时一年,最终报告得到深圳政府的高度赞扬和重视。

他喜欢和学生交流。他给学生讲授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化,以及全球经济金融关联性的冲击。他在清华开设了“未来已来:世界领袖论天下”系列讲座,请他的老朋友们来清华和学生面对面交流。桥水基金总裁达理奥、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摩根大通全球大大法兰克、日本资生堂总裁鱼谷燕雅、标普全球总裁彼德逊等都曾应他的邀请登上了清华讲台。

从金融危机到国际金融格局演变,从中国宏观经济到金融改革,从中美贸易争端到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势,他的研究课题源源不断,极具前瞻性和启发性。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他曾对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提出预警,并在危机爆发后,多次阐述金融衍生工具过度泛滥的危害,主张“去杠杆化”。英国经济学家利亚姆·哈利根曾撰文回忆,“我直到2007年1月才完全认识到次贷的危险。促使我产生这一认识的是朱民的一次演讲。朱民说,‘到处都是钱。每秒钟都可以从市场获得流动性。所以人们在投资时忘了自己所承担的风险。’”

2016年12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朱民就对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全球影响做了分析,提出贸易战和税改一定会发生,并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冲击。2018年年初,他又提出2018年不是危机年,是大幅波动年。

在今年《财经》年会上,朱民对话美联储前大大耶伦。朱民总结说,要对2020年或者2021年可能出现的全球金融波动有所准备。“届时,美国真实利率走正,财政刺激政策减弱,美国经济会较大幅度放缓,而资本可能将持续向美国回流,引起新兴经济市场波动和汇率波动。”

近两年,朱民常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出席各种金融论坛,对国际金融形势和宏观经济问题发表见解。他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会执行董事,常年参加达沃斯会议和论坛。他也是彼得逊国际经济研究院的董事,常和研究院的专家辩论。他也是G20的16人名人小组成员,参与起草世界经济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建议。

朱民说,相较于金融家、银行家的角色,他更喜欢经济学家这个身份。

他意识到,全球经济理论和实践语境在更多地关注中国,中国本土研究值得深耕挖掘。“中国的货币政策改革、中国金融体系及风险监管、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全球资本流动、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全球货币体系建立等国际金融改革发展问题都可纳入研究院未来的方向。”

当问及今后还想做什么事,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希望能帮助更多中国的贫困学生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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